中新社重庆4月18日电题：数字技术正以“双刃”刻塑人权图景

作者赵树坤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人权法学》副主编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人类谋求福祉的重要抓手 ，通过法律约束科技的滥用，保障科技始终作为人权的正向推动力量
，是传统政治哲学 、法哲学的基本立场
。数字技术，正以算法
、信息、数据等为依托 ，通过大数据 、云计算
、区块链、人工智能 、元宇宙等多种样态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全面而系统地塑造着人类生活和秩序。

在人权保障方面 ，数字技术体现出显著的两面性 。一方面
，数字技术发展对传统人权理论与实践“激造成扰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以其显著优势 ，拓展了人权保护和实现的空间
。可以说
，突飞猛进的数字技术正以“双刃剑”之态，深刻重塑着数字时代的人权图景。

“弊
”刃：数字技术引发人权新挑战

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 ，将国家政权比喻为“利维坦”——它也象征着一个强大的国家或政府 。掌握数字技术并在运用上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及政府
，其数字技术运用突破传统权力边界的机会和能力越来越强，作为“利维坦 ”的国家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

以数字技术辅助信息管理为例 ，“越来越透明的个人
”和“越来越幽暗的数据掌控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日益失衡的权力关系，个人数据信息与其管理者之间的地位失衡
，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将人权置于更脆弱的情境之下。

国家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演变为具有全面且精准监控能力的“数字利维坦 ” ，其风险在于
，非正义政府能够借助算法工具增强权力、逃避责任
、侵犯隐私、打击政治对手或任何不受欢迎群体 。在一个非正义的国家环境中，持续的网络监控对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隐私权和行动自由
，构成了显著的限制
。美国“棱镜门
”事件所曝光的国家级监控计划，对通信自由构成了系统性的威胁。加拿大隐私权研究中心的实验显示 ，通过手机信号塔数据
，个人行动轨迹的重建准确度可达到92%，这一技术能力已经超出了现行法律的管控范围 。

掌握数字技术的“类国家”——大型平台 、企业
、商业组织 ，正崛起为具有数据支配权的准权力主体
。在传统人权理论中
，公司、企业这些主体和公民个人处于平等法律地位，都以权利主体的身份 ，诉求国家履行人权义务以实现自我的人权。但在数字时代，这类传统的私权利主体已经摇身变为私权力主体
，通过自身掌握甚至垄断的数字技术，对个人的衣 、食
、住、行 ，吃 、喝
、购、游 、社交
、工作、政治参与等进行全面“塑造 ” 。

数字技术从设计到应用的各个环节
，都体现着数字系统设计者 、操控者的意志与目标。有研究指出，在技术应用层面 ，数字排斥机制、算法支配权
、全景监控体系及差异性定价策略等技术方式
，不仅解构了传统隐私权与人格尊严的保障框架，更在医疗资源分配、教育机会公平 、劳动权益保障及社会福利供给等基本民生领域形成系统性阻滞
。更值得注意的是 ，相较于物理空间中通过权力制衡实现的权益保障
，算法黑箱的认知壁垒导致数字监督机制失效，即便数字主体权利受损 ，亦难以及时察觉与有效救济。

人之主体性在数据操控过程中也存在被消解的风险 。当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规则深度嵌入人类社会运行机制时
，人之为人的人性尊严和意志自由在数字强力中易被解构，这将产生深层次的伦理危机
。

“利
”刃：数字技术创新人权保障增长点

数字技术虽然给人权保障和发展带来了一些严峻的新挑战 ，但其发展和运用也为人权保护和保障拓展了新空间，提供了多种创新增长点。

一是
，数字技术的创新拓展了权利谱系，新兴权利诉求逐步得到回应 。例如 ，数字遗产权
、神经权利等新兴权利形态
，都是“人之需要”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权利诉求和保障要求
。这些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既丰富了人权理论和人权内容，也丰富了人在数字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及人类的繁荣。

二是 ，人权的保障与实现需满足诸多现实条件
，数字技术为人权保障提供了新工具 。例如，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 ，提升了人们的通信、表达与信息共享的便捷度
，也为教育普惠化提供了可能
。再以残障群体人权保障为例，微软SeeingAI应用每日为视障用户解析超200万幅图像；脑机接口技术让渐冻症患者通过思维操控智能家居 ，信号传输速率达62.5比特/秒
，助力实现《残疾人权利公约》倡导的“独立生活权 ”。这些技术创新为权利实现提供了普遍 、可及
、可负担、平等享有等可能 。

三是，数字技术为权利救济提供了高质效可能
。数字技术对规模信息和知识的收集 、整理
、储存和处理能力 ，既能够支持司法系统高效处理案件，还能够降低权利救济的各项成本。例如
，有司法系统引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家暴案件审理周期从90天缩短至7天 。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权利救济的效率 ，也拓展了权利实现的时空维度。

四是
，数字技术为人权保障模式带来变革的可能
。传统的人权保障模式，一般在宪法框架下 ，遵循“权利(公民)为目的
，权力(国家)为手段
”的二元治理结构。数字技术发展催生出的平台、商业组织等数字私主体，一方面基于支配属性而成为政府和法律监管对象 ，另一方面作为商业主体的权利需要国家保障
，进而拥有权利主体身份 。公民 、数字私主体及国家公主体，成为三元治理结构中的核心构成
。三元治理模式 ，必然拓展出许多新的智识增长点。

数字社会已然来临
，数字技术全方位地对人权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既要坚持技术创新，也要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数字社会中 ，人权理论与实践必须对技术“利维坦 ”的直接和潜在威胁保持警觉，法治要立足于数字技术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
，施于规范性限制，同时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人权保护方面正功能发挥。诚如联合国《数字合作路线图》所强调的 ，数字环境中的人权
，就是确立“以人为本”的数字秩序，需要在技术创新与人权保障中 ，充分实现人的发展和繁荣 。(完)

作者简介：

赵树坤
，法学博士，现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人权法学》副主编
。学术兴趣集中于法理学
、人权法学。迄今出版专著3部，译著1部 ，在《法制与社会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现代法学》《人权》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其他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多项 。多次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会、边会；深度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多个国家文件的起草
、评估工作
。